《经济日报》记者不久前采访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时发现，获奖者对于展示自己的创新成果和成绩并不热衷，更多的人提出，学不会宽容失败，怎么搞创新创业？当务之急是应该在全社会建立起一个真正宽容失败的氛围，并希望媒体为他们发出呼吁。

  十余年的“冷板凳”，多少次失败，刘初升已经记不清了。但对“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格言，这位不久前获得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的科研人员向《经济日报》记者道出了他的体会——

  时间回溯到2000年。彼时，作为很多行业基础设备之一的高性能大型振动筛，市场需求量日渐增长，但却完全依赖进口。供需的极端不平衡催生了大型振动筛售价的高涨。以一个中等规模大小的大型振动筛为例，进口价为100多万元。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只卖产品不卖技术也就罢了，最可气的是，他们竟然将技术已落伍好几代的产品卖给我们。”回忆过去，刘初升言语中依旧透着些许愤怒。

  于是，瞄准高性能大型振动筛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刘初升和他的研究团队开始了漫长的研究之旅。

  可有关技术被国外封锁，国内毫无踪迹可寻，从哪里切入，又该如何攻克，他们没任何头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很快现实给了他们沉重一击：历经数个月的论证、长达半年多的试验，路子行不通，得重新寻找新的路径！就这样，探索——失败——探索……在无数欣喜与失望交织的试验中，刘初升已记不起他们尝试了多少个解决方案，只知道每个方案从提出到否定，最短的也要耗时半年以上。

  不过，十余年的“冷板凳”没有白坐。如今，由他们协作发明的高性能大型振动筛，已在全国297家单位应用并出口澳大利亚，年筛分煤炭约5亿吨。仅统计近3年在15家煤矿的应用情况，累计新增经济效益约10.9亿元。再回首一路上的失败和成功，刘初升很坦然：“既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那么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失败和成功注定要相伴而生。”

  有关资料显示，科研创新成功率仅有10%左右，而失败率却高达90%。显而易见，失败是创新的常态。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说：“科研项目的失败是一个能力增长的过程。这样行，是一种知识；不行，可能是更重要的知识。就好像问路，有人告诉你某条路走不通，到不了，这更珍贵。”

  然而，现实不尽理想。在我们国家社会，“以成败论英雄”的思想长期以来十分盛行。很多人对创新抱有急功近利的态度，恨不能“今天给鸡撒把米，明天就要鸡下蛋”。这就导致在创新活动中，原始性的创新难上加难，勇于创新者碍于舆论压力等常常半路退出。

  对此，京东方科技集团董事长王东升深有感触：“自主创新，有时需要几代人百折不挠的执著奋斗，也需要‘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国民心态和文化氛围。但眼下，不少人对于创新不是捧杀便是棒杀，咱们不可以让创新者在失利甚至失败的时候，既流汗又流泪，既伤身又伤心。”

  宽容失败并不是个新线年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补充规定了：“原始记录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学技术探讨研究开发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该项目的，给予宽容。”

  这之后，地方据此纷纷修订各自的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将“宽容失败”纳入其中，并以“不影响其继续申请本市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探讨研究项目”、“可以依照相关规定给予项目结题”等内容进一步让“宽容”具体化。记者整理了部分地区将“宽容失败”相关联的内容纳入地方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的时间：上海是2010年，河北2011年，青海2012年，广西2013年，黑龙江2014年。

  然而，尽管宽容失败被纳入了法律和法规中，可“宽容”似乎仍然有限。一位来自于我国大型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直言不讳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科研人员申请项目时若坦言研究结果不确定、不清楚，根本不可能申请下来。可事实上，做前沿基础研究谁能保证一定成功？最后的结果就是，科研人员会选择风险小的道路，最后拿着平庸的结果去交差，甚至可能会造假。”

  “失败要比假创新强。科研如果从一开始就明确能成功，这就不叫科研，叫做工程。”中科院计算所济宁分所副研究员陈援非和记者说。他率领的科研团队中年轻人居多，经常会冒出很多稀奇的科研设想。自称“不靠谱项目”发起人的陈援非说，他们现在打算做一个物联网超级基站，能让一个城市只用几个基站就能连接起所有的传感器，这将对城市物联网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他们决心做成，但能不能成功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们将团队分成两组，一组是纯搞科研的，有些探索经过论证实在搞不出来就算了；另一组是工程中心，专做产品的，这就不太允许失败。这种将科研和工程分开的方法，能让前沿探索获得更大的包容空间。”陈援非说。

  在陈援非看来，要让失败被宽容，就应该让科研更“阳光”。“在欧盟，每一个大型研究项目都会建立专题网站，由项目组直接管理，及时呈现研究进展、报告。纳税人能看到科研人员积极探索的每一步，当然不会去抱怨合理失败。”陈援非说。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提出依托专业机构管理项目，建立统一的评估和监督管理机制，完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而去年实行的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将逐步推动科研活动“阳光透明”。

  “我们需要更多能够呈现科研人员原始记录的权威、公开渠道，需要更加专业的组织去评估合理失败。这样，即便失败，我们也能向社会验证自己的努力，也能给其他科研人员以借鉴。”陈援非说。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创业企业3年存活率是10%，5年存活率5%，10年存活率3%。可见，创业失败甚至比科研失败还要常见。

  兰宁羽，天使汇CEO。作为我国起步最早的天使投资平台，天使汇现有登记注册项目近3万个，为其平台上挂牌的近300个企业促成的融资总额已突破30亿人民币，其中不乏滴滴打车、黄太吉等知名创业项目。对于一个80后创业者来说，兰宁羽已经算成功了。可在这次成功之前，他曾创业6次，做过出版、广告、咨询，投出去几百份商业计划书无人问津，被父母视为不务正业常常挨骂……“我不把这叫失败，我叫做‘在路上’。”兰宁羽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这位痴迷创业的年轻人并不赞同“宽容失败”的说法。他认为，讲宽容失败，不如讲鼓励充分试错，这种态度显然更加积极。“现在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创业者，很多‘不宽容’往往来自父母等身边比较亲密的人，他们对创业的顾虑和偏见会给创业者带来很多或显或隐的压力，这亟须意识的改变和提升。”兰宁羽说。

  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理处孙启新博士和记者说：“现在我们的祖国大多数创业者不是生存型创业，即失去其他生活来源，无奈地去创业，而是主动利用技术等资源开拓市场的机会型创业。这种创业更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

  近年来，我国在创业风险补偿、科技保险等方面的探索不断推进，以强化对创业者的宽容环境。不少地方设立了创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科技公司债权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创业投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等。孙启新说：“现在我国的科技公司孵化器服务能力不断的提高，开始向两端延伸，即不单是从一个公司而是从一个项目就开始孵化，企业从孵化器毕业后再继续帮助它加速规模化，形成了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链条，帮助创业者抵御失败、走出失败。”

  兰宁羽透露，天使汇计划推出创业保险，给暂时尚未成功的创业者以基本保障。“我们鼓励充分试错，但如果一旦能够确定创业项目的方向是错误的，创业者应该加速失败，及时扭转方向，不能在方向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兰宁羽说。

  “现在提宽容失败已经不是新鲜词，更先进的是拒绝平庸，这是更主动的方式。宽容失败的说法其实是在强调强者对弱者的态度。创新者多是自立自强的，不应该被弱势化。”孙启新说。